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编辑: 发布时间:2017-09-19 15:03:53 来源:深圳调解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全球经济发生复杂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其创造性地提出了多元化经贸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机制下,我国应积极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重视友好协商机制和仲裁解决机制对经贸纠纷的化解能力。

  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之多、范围之广、层次之深是以往任何国际战略所无法比拟的。沿线65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千差万别,在如此复杂的区域环境中进行经济往来,产生各类商事纠纷在所难免。然而,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商事纠纷,仅仅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如法院诉讼)难以适应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因此,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国际商事调解,既是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一带一路”良好商业秩序的必然要求。

  (一)沿线各国法律体系差异较大,需要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涉及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商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规定方面差异较大,法律适用冲突不可避免,法律的可适用性也会降低。跨国官司不仅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上让当事人无法承受,判决的难以执行和不被互相认可几乎也是实行诉讼解决方式的痛点。依据法律进行裁断的诉讼及仲裁在如此庞杂的法律体系中将无所适从,其纠纷解决实效也将难以保障。

  (二)提升国际纠纷解决的话语权需要发展国际商事调解。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事关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保障。在传统的国际商事纠纷中,诉讼及仲裁制度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多元化商事纠纷调解,尤其是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是中国提升国际纠纷解决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具有悠久的调解历史和丰富的调解文化,以此为基础吸收现代调解经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需要的调解制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纠纷解决中的话语权,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未来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途径也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诉讼、仲裁和调解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综合运用手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多方参与的多元救济形式。特别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纠纷,强化对双边磋商、临时仲裁、ICSID仲裁、司法机制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权,将大力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投资信心。友好协商机制符合沿线国家和谐包容的文化传统。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合意,调解员可以依据国际惯例和交易习惯进行调解,通过利益分析和说服劝导,从而使争议双方着眼未来,互谅互让,达成协议。

  (四)国际贸易中对调解的重视与日俱增,一些国际协议中已经开始将调解作为必经程序。调解程序出现了实质化、正式化的趋向。2016年2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仲裁和调解)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对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进行了调研,拟通过一项国际公约,促进各国承诺:在司法审查的基础上,赋予对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和解(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其目的在于将调解与自行协商加以区别,提升其正当性和法律效力,并对当事人形成引导。

  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时代,商事调解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商事纠纷化解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机制,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突破口

  诉讼及仲裁,因其程序繁复的缺陷和执行不力的风险,容易导致解纷成本过高而“得不偿失”。国际商事纠纷有别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商事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和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都不允许选择周期长、实效低的纠纷解决方式。国际商事调解基于双方合意,程序更为简便,方式更为灵活多样,能够在迅速找准双方的利益争点之后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有利于高效快捷地解决纠纷。同时,国际商事调解还具有“信息保密”的优势。商事主体顾及自身商誉,往往不愿将“危险”信息公之于众,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如诉讼和仲裁,难免忽略纠纷主体的信息保密。而国际商事调解以保密为基本原则,调解过程中只有调解员与争议双方参与,关于调解的任何信息都将严格保密。这一特点恰恰迎合了纠纷主体的商业心理和利益诉求,因而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颇受青睐。

  (二)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

  目前,中国商事调解立法较为零散,尚无专门法律进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商事调解的发展。因此,及时总结各地商事调解的成功经验,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进程,是发展国际商事调解的基本前提;从长远来看,有必要通过沿线各国的协商谈判制定统一适用的区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规范商事调解程序,明确商事调解效力。

  (三)培育国际商事调解组织

  目前国内的商事调解组织“多而不强”,难以与国外同行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形成有效竞争,其公信力也有待提升。因此,我国应当整合力量,精心培育若干个能够真正“走出去”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另外,还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成立跨区域性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专门负责解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商事纠纷。

  (四)培养国际商事调解人才

  商事调解具有复杂度高、专业性强的特征,目前从事商事调解的大部分为兼职调解员,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商事调解的优势功能。因此,建设职业化、专业化的国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是发展国际商事调解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可在高校探索设立商事调解专业,强调综合性、实践性、涉外性调解人才的培养,以不断满足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需要。

  (五)加强与诉讼仲裁的衔接

  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依然离不开诉讼与仲裁的支持。一方面,争议双方尽管合意达成调解协议,但也会面临不予执行的风险。此时就需要更具强制执行力的诉讼程序介入。另一方面,国际商事调解与国际商事仲裁关系密切,已有不少国际商事仲裁组织将调解程序引入其中,从而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因此,构建一套实现国际商事调解与诉讼、仲裁程序无缝对接的机制尤为重要。

  (六)完善国际商业信用体系

  信赖利益保护是国际商事交往中的基本法则。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达成之后,难免发生争议一方拒不履行的情形。有鉴于此,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国际商业信用体系,建立商业信用评估中心,对参与调解的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进行评定,进而倒逼争议双方诚信履行调解协议,以维护自身的商业信用。

  结论

  国际商事调解机制是当代世界化解纠纷的趋势,它将有效对司法诉讼进行“量”的分流,节约司法资源,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经济平等的解纷途径;对司法程序和处理结果的“质”的改善,减少对抗程序、法律技术及“零和”思维的风险,争取双赢和自主协商解决的机会,尊重多元文化和民间规范。纠纷解决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和平的交流、对话、互利和双赢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主题。裁决获得的“零和”结果,不仅会加剧贸易主体之间的对抗,也会对国际贸易关系和长远利益带来一定负面作用。由于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机构,裁决在执行方面有时仍不得不依靠外交方式实现,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充分发挥协商性解决纠纷机制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实现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下的和谐共处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保障企业权益的重要手段。(信息员 丘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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